张俊飞愣了下，还是老实承认：“晓得一些，她父母是老师，有一个哥哥在自来水厂上班。”

肯定要了解啊。

当初他从绥芬河到上海前，就知道大家是竞争对手了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

王潇扯了扯嘴角：“你们家有没有你的宅基地？”

张俊飞都晕头了，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突然又把话题转到他头上。

“有啊，不过没多大，我也没空回去盖房。”

王潇笑了：“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在传统的社会背景下，男性被默认为是家庭财产继承人，女性则享受不到这个继承权。男人不管要不要找个财产，大家都默认财产属于他。”

“但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很早就会被有意无意地教导，这个家是你哥你弟的，跟你无关。”

“农村普遍不给女孩分宅基地，工厂普遍不会给女职工分房，因为默认女人会嫁给一个男人，去住对方的房。”

“丈夫和妻子吵架的时候，都晓得有个撒手锏，叫，你给我滚出去！”

“因为他知道妻子无处可去。夫家是丈夫的，娘家是兄弟的，都跟她没关系。”

“这种成长背景，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，很容易让女同志不会利用资源。”

“因为在她们的潜意识里，这些资源都与她们无关。”

“她们要奋斗，就意味着什么也指望不上，全靠自己来扛。”

张俊飞眨巴两下眼睛，下意识地想说，这怎么可能。

但话到嘴边了，他又发现这似乎是事实。

他们村里出去奋斗的女人，好像只有一个寡妇。她丈夫去世后，她夫家长辈亲戚不仅没帮她，反而想占他们家的房子，因为她没有儿子。

王潇慢条斯理地往下说：“我跟你说这些，是因为你以后也会有女下属。人是会把家庭生活经验带到社会工作中来的。如果没人点醒她们，她们很可能要一直原地绕弯。”

“你既然是下属的领导了，那就请你将来当好她们的领路人，点醒她们。”

“让她们会做事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真正的能力，才能提高效率。”

张俊飞连忙应下，脱口而出：“那我好好跟杨经理说。”

王总对着他说这些话，意味着杨桃已经不是他的对手。

别看一直强调，开会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。

但实际上，也只有领导班子才会真正的点评手下人，纠正他们的错误。

王潇笑了笑：“不必了，你忙上海的事，我去北京。”

张俊飞又闹了个大红温，他晕头了，他飘了。

他期期艾艾地表示：“好的，我一定做好上海的事。”

回到酒店，伊万诺夫才冲王潇眨着漂亮的桃花眼：“王，你可真是柔软善良。”

看，到现在还考虑桃的自尊。

哦，可怜的桃，这大概是她最后的机会了。

因为北京的拿地拖不起。

别看现在华夏国内的房地产万马齐喑，但是任何一个有发展前景的行当，低谷期就是真正的业内大佬入场的最佳时机。

现在以及将来，会有很多目光敏锐的投资者进入这个行业的。

不抓住这个时机，以后他们要进场，就要付出更高的代价。

他又开始眨眼睛：“王，我还以为你会提前跟桃说这些呢。”

王潇没好气：“我独生女，我从小就知道我爹妈的东西都是我的。我也是才想到大部分非独生女没这个概念。”

她也确实是真的刚想到。

她上辈子是个事实意义上的孤儿。她不是通过父母长辈言传身教，来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的。她是自己通过读书以及个人体会，去认识这个世界的。

上辈子她很小就打破了对权威的崇拜。不管是父母长辈还是师长，她都没机会戴滤镜看。

所以他们传输的不少理论，在她看来就是放屁。

人当然要争要抢，谁规定的配与不配？你规定了，我就认吗？

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往上走往前冲，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？

等她当了网红，蹭流量蹭热度，更是家常便饭。她从来没有过，你怎么好意思蹭的羞耻感。

看，人没有那么多所谓的道德底线，活得更舒服。

伊万诺夫不知道她的心理活动，只一味地嘿嘿嘿。

但他嘿了不到两分钟，就嘿不下去了。

因为尤拉打国际长途找他了。

电话机里，尤拉的声音尤为气急败坏：“伊万诺夫，你赶紧回来吧。”

伊万诺夫换了个姿态：“为什么？我在华夏很好。”

“卢布，这群该死的家伙！卢布已经跌到了一千五。”

伊万诺夫不当回事：“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们今天宣布内阁名单，民众恐慌，抛售卢布，市场自我调节行为而已。”

尤拉发出咆哮：“总理还没宣布内阁名单呢，民众恐慌个屁，卢布先他妈暴跌了！”

伊万诺夫瞪大眼睛，和王潇面面相觑。

这这这。

他都要批评一句，俄联邦的银行家们实在太过于迫不及待了。

好歹专业装的像样点啊，怎么能提前行动呢？

看，这下子连借口都不好找了。

作者有话说：

注：文中提到的外包派遣之类的资料源自于网络。感兴趣可以看一看。

包工制在我国有着漫长的历史。我国雇佣工人大规模出现是在明中叶以后，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。其时，按照雇佣时限，雇工内部已出现长工与短工之分。长工受雇期至少为一年，短工则受雇期短于一年，包括日工、月工、季工等形式。直接雇佣之外，当下流行的外包制的雏形——包买制——已经崭露头角。例如，在明万历年间的松江暑袜业，袜店的商人并不自己从事生产，而是将生产发包到周围的农户，再收购其产品，一家一户由此成为袜店老板的小作坊。

1840年的鸦、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，也催生出采用新技术和新管理方式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。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，内包制在中国颇为流行。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工厂主不直接雇佣和管理工人，而是通过包工头来做这些工作。具体而言，工厂主提供厂房、生产设备，有时也提供原材料和流动资金；包工头负责招募和管理工人，保质保量完成生产，这个过程可能涉及层层转包；最后，工厂主获得产品，并向包工头支付其个人工资和包工费；包工费的一部分会发给工人，剩下的是包工头的佣金。在这种制度下，工厂主直接雇佣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（主要是包工头），他们被称为里工；由包工头雇佣的工人则被称为外工。就雇佣期限而言，里工基本是长工，外工可能是长工和短工。内包制的流行延续到了民国年间。例如，在当时的上海，码头业、人力车业和建筑业的几乎所有工作都是采用这种组织形式；在铁路运输和制造业，一些工序采用了这种形式。包工头从这种制度中获利颇丰。在民国年间上海的码头业、人力车业和造船业，包工头拿到的佣金常占到包工费的一半以上。

计划经济时期，内外包工制得到延续，劳务派遣制度的雏形也出现了。在此期间，我国城镇就业人口以固定工为主体，其中国企固定工一般占到60以上，集体企业也有大量固定工。同时，临时工暗流涌动：即便在国企中，临时工的比例也常年维持在10-15之间，个别年份甚至高于20。相对